足利学校藏宋刊附释音毛诗注疏

直至北宋末年,經注疏刊本依然各自別行。以後，注文才節入經文中，即所雲之經注本。疏文單行，即所雲之單疏本。兩者各自分別流傳。由于不便學徒功課，經注疏荟本于是産生，此為刊刻注疏之緣起。本書《毛詩注疏》為建刻十行本。本會（足利學校遺迹後援會）從前曾經影印《周易注疏》，接下來還計劃影印《周禮》，《尚書》，《禮記》，《毛詩》，直至繼續影印《左傳》、《論語》、《孟子》等。注疏荟本最初由兩浙東路茶鹽司刻版刊行，繼而，《左傳》之刊行乃由吳輿沈中賓完成。盡管各書之體裁稍有不同，後世稱此系列注疏本為越刊八行本。稱八行者，乃每半頁共八行之緣故。 南宋中葉，在建甯府建安縣地方（今屬福建省）書肆層林栉比，書商出于盈利事業故，敏于發現射利機會。鑒于當時注疏荟本流行，進而把陸德明之經典釋文亦節入荟本中，注疏因而近乎完璧。此為當前看到本書之所謂宋刊十行本編刊之經過。 然而，後世流傳之十行本大體上全部屬于明正德年間于南京國子監印行之正德十行本。當時南雍（國子監）由于有宋元刊本之刻版，故編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阮元及其他諸家據此深信（諸十行本）為宋刊明修本。獨有顧千裏氏抱持疑問，表示懷疑。顧氏根據《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思適齋集卷七）之附記：謂“南雍本乃元明間從宋建附音本翻刻，正德以來遞有修補”。之後，海源閣主人楊紹和認為，無論顧氏所雲之宋建刊附音本乃元明間“翻刻”亦或“遞修”之說法，皆不確切；《九經三轉沿革例》所稱“有音釋注疏之建本”亦不確，“特翻刻當在宋末耳”雲雲（楹書隅錄卷一<宋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我國山井鼎亦見原本，其在《七經孟子考文》中如此表達，“與正德本略似”雲雲（左傳之條）、“稍同”雲雲（毛詩之條）。關于正德本是元刊本還是宋末刊本之遞修本之結論接下來述及。 與前者不同，予往年曾詳查靜嘉堂文庫所藏之正德本十三經之版心，對原刻葉有所覺察，發現在紙葉之版心有削去之痕迹。在《論語》中（卷一第一葉）“泰定四年”，卷三第一葉“泰定丁卯”之文字殘見（依稀可見）。而且，各葉之刻工，與胡注《通鑒》之刻工多有一致。其余與元刊本一致之處很少，與宋刊本一致之處全無。據此斷定，正德本十三經不是宋刊本十三經之補修，而是元刊本十三經之補修。從現在算起，亦為四十年前之事矣。正德本或許為泰定刊本之補修，亦可得窺正德以前補修之迹。 真正之十行宋刊本傳世至為稀罕。《尚書》有初印本，今藏台灣故宮博物院。至于這部《毛詩》，誠為天壤間孤本。作為足利學校之傳來本，堪與南宋初年覆北宋刊本《新唐書》、南宋初年刊本《周易注疏》、明州刊本《文選》這三部書匹敵。是故，為本會往昔從事影印《周易注疏》之理由。米澤市立圖書館所藏鈔本亦屬基于此本之鈔本。此本近于初印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左右雙邊，有耳，匡郭內縱六寸三分，橫四寸一分。卷首《毛詩正義序》，次《詩譜序》，《正義序》在末尾。有“經堂劉叔剛（桂軒）”之木牌記。各冊卷尾有“足利學校公用”、“足利學校公用也”字樣之墨書。有“松竹清人”之印記，及寄進者上杉憲實之墨書。在書譜序序末尚有古識語，其中“大荒落”為“巳”歲之異名。 又、自八行本、十行本起始，後出之注疏本之疏文前“何何至何何”之類字樣之文字標記，如同經注別行時單疏本之“剩文”，在經注疏合刻之情況下，此類標記亦顯得沒有必要。 從前刊行之（宋監本）《周易正義》乃采用珂羅版技術印刷，但如今珂羅版技術即使是與戰前相比，也顯得落後很多。同時，古老之手搨技術大體上消失殆盡。可以說，用洋紙印刷（古代線裝本）誠屬特殊情況。因此，本社社員高度重視，探討研究靈活運用新輸入之鋁版印刷技術（印刷古本）。古老的印刷品與現代的印刷技術達致相結合。今後，本叢書皆采用此種方法印刷。 足利學校的藏本中，尚有宋建安劉叔剛刊十行初印本《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三十冊。原來，自南宋初年“注疏本”合刊之後，坊間更把唐人陸德明所撰的《經典釋文》，據經文的注疏加以分合，此稱之為“附釋音本”。後代傳世之明正德年間之十行本即為此種“附釋音”本。有人以此十行本作為宋刊元修本，實在是不妥當的。足利學校所藏的這一宋刊本，才是《附釋音毛詩注疏》的祖本。清人阮元據以校《十三經注疏》的《附釋音》本，是元人覆刻明人補修的本子，非為原本。足利學校另外所藏之宋劉叔剛刊《春秋左傳注疏》，當也是屬于這一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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