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中国之武士道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先生流亡日本时所作。今日要对该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必要先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和作者从事写作的动机。古语有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梁启超先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是舆论界的骄子、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在他出生的30多年前(1840)，爆发了英国对华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而且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英国由此在中国获得的巨大红利让列强眼红心动，继而纷至沓来、趁火打劫，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如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比利时、瑞典、挪威等也要求“援例”订约；葡萄牙趁机霸占了中国澳门，沙俄则加紧对我国东北与西北边疆的侵略扩张活动；1856年，由俄、美支持，英、法两国又联合发动了新一轮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事后腐败的清政府又先后与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1885年，也就是梁启超十三岁那年，清政府不败而败，在取得镇南关大捷后，竟然向法国求和，又签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1895年，梁启超二十二岁，甲午战争爆发，竟也以失败告终，次年由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快了列强侵略争夺中国的步伐，争先恐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严峻危机。 尤其，被日本这个几乎世代作为中国附属国的小国打败，这强烈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于是，“变法维新”的呼声高涨起来，势不可挡。梁启超作为其师康有为的左膀右臂，积极参与了“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无奈变法惨遭镇压，其主要参与者死走逃亡，梁启超从此流亡日本十余年。期间，国是日非，形势益坏，更有1900年的庚子之变，次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十一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从记事起，耳闻目睹的便是民族的屈辱和苦难、政府的腐败和孱弱、国家主权领土被蚕食鲸吞、洋人在中国耀武扬威！如今，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没有消沉，赤诚的爱国之心依然如故，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拯救民族危亡的壮志豪情始终在胸中涌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也使他深刻认识到，要维新，不只是体制制度的维新，改造民族精神也极为重要！ 《中国之武士道》一书的写作，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认识。梁启超先生在《自序》里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事实真是这样吗？事实胜于雄辩，梁启超先生耻其言、愤其言、不服其言，乃专选汉初以前深具“武德”之人物，以古人精神为号召，以孔子冠于全篇之首，宣扬“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乎”的大勇精神。不错，中国武士精神确实有其独特之处，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称“武德”，它“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忿之报复”“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 《中国之武士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作者为那个特定的时代开出的药方。时过境迁，梁启超先生所倡导的武德自然也难免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其中爱国家、重道义、重名誉、重友情、讲诚信等，即使在今天乃至以后，也还是美好品德、不二真理。至于梁启超先生所张扬的刚健勇武人格，在呼唤民族复兴、重铸民族精神的当下，其现实意义更不待言。

写在前面 蒋叙 杨叙 自序 凡例 孔子 曹沫 弘演 鬻拳 先轸　狼瞫 郑叔詹 先縠　栾书　郤至 庆郑　魏绛 李离 鉏麑　奋扬　子兰子 卞庄子　华舟　杞梁及其母 晏婴 公孙接　田开疆　古冶子 北郭骚及其友 齐太史及其三弟　南史氏 邢蒯瞆及其仆 程婴　公孙杵臼 伍子胥　江上渔父　溧阳女子 申包胥 要离 子囊 雍门子狄 田基 成公赵 申鸣 豫让 墨子　孟胜　徐弱 聂政　聂荣 赵武灵王 蔺相如 侯嬴　信陵君　朱亥 毛遂 鲁仲连 王歜 虞卿　平原君 缩高 荆轲　高渐离　燕太子丹　田光　樊於期 张良 项羽 田横及其客 樊哙 贯高　田叔　孟舒　赵午 朱家　剧孟　郭解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从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的言行，他的思想，在政界、学界、文化教育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法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显示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宏大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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