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霞

鄂霞，女，1979年生，辽宁凤城人。文学博士，现任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有吉林省美学学会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等。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及美术理论研究，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项省级科研项目。

★了解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如何建构，追根溯源，认识美学的大厦是怎样建成的。 ★本书以现代美学理论中具有支撑性意义的基本范畴，如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丑等作为切入点，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探寻中国近代美学概念、范畴、术语的来龙去脉，对其引进和生成的不同途径、方式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和概括，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在历史选择中的创建和演变脉络以及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自觉的历史。 ★本书以现代美学理论中具有支撑性意义的五大范畴（“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丑”）作为切入点，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探寻中国近代美学概念、范畴、术语的来龙去脉，对其引进和生成的不同途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概括；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在历史选择中的创建和演变脉络。 本书主要涵盖以下内容：一、关于中国近代美学概念、范畴、术语的引进、翻译情况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支撑性意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均是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在以汉语对译西方美学概念时，术语的引进、翻译和最终确定，经历了一个由多样性趋于统一的动态流程。这一流程又反映了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自觉的历史。二、关于中国近现代美学概念生成方式的考察。引进和翻译是将西方美学置入中国语境，亦即“本土化”的过程。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美学观念、概念作为一种背景性力量一直在发生着作用，这就导致了近现代美学概念生成方式和途径的多样化。三、关于由各个概念的关系构成的美学命题、及其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的考察。中国现代美学所依托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异常繁杂，不同的美学概念、术语在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一定的美学命题、知识理论体系时，各种力量之间交锋、对话、形成共识，展现了美学学科历史理性与话语实践之间的复杂冲突。 ★悦 读 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美学价值的揭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现代悲剧理论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但他对悲剧意义的进一步分析却显露出他的阶级、历史局限以及对悲剧本质的一种错误认识。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人物悲剧的根源在于人所共有的生活之欲，所以必遭苦痛的惩罚，正所谓“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与外在的矛盾冲突、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必然性都没有直接的联系，无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对决，更不存在与恶势力的抗争，一切都出于人物合情合理之所为，只有宿命般的承受而“无 不平之可鸣”。所以借鉴叔本华悲观厌世的哲学观，王国维不仅没有揭示出这部古典名著的社会意义，相反倒将厌世解脱当成了《红楼梦》的主旨而大加赞扬，并指出这是一切美术（艺术）的最高理想。很明显，《红楼梦》“作者真实而生动的描写，展示出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起到了揭露与控诉的作用。对此，王国维只字不提，表明他没有认识到《红楼梦》悲剧的实质”。 在西方美学史上，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对悲剧本质的探讨，总体上看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对悲剧所体现出的矛盾冲突或者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强调。例如，古希腊的英雄悲剧就是以人与命运的斗争为主题 , 表现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和命运之间的冲突。黑格尔认为悲剧性的根源来自于两种既合理但又具有片面性的力量的冲突，导致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虽然旨在强调所谓“永恒的正义”的胜利，但还是挖掘出了悲剧冲突背后的社会根源。恩格斯的表述就更为明确，他认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就是相对弱小的、进步的、正义的力量与强大的丑恶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在矛盾冲突中导致正义遭到毁灭的悲剧性结局。所以，悲剧性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矛盾冲突的反映。 《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悲剧，以及主人公美好理想遭遇毁灭的结局，并不是我们普通生活中类似失恋、家庭破裂或者生老病死等不幸的遭遇，它是现实生活中两种社会力量矛盾冲突的反映，而且这种矛盾冲突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男女主人公是无法争取到恋爱的自由的，在罪恶的封建制度下，弱小的个人力量对强大命运的反抗一定会以个人的毁灭而告终，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无论是重大的社会题材或是普通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都会给人一种悲愤与震撼的力量，这种力量成就了被毁灭者 —正义力量精神生命的永恒，不仅带给我们对美好的向往，更激起人们对丑恶势力的否定与声讨，这就是悲剧的积极价值。所以《红楼梦》的反传统意义正在于它敲响了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行将灭亡的丧钟。 关于悲剧的审美效应以及悲剧产生美感的心理机制问题，王国维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论述，认为悲剧之所以具有感发人情绪的作用，原因在于悲剧的惨烈结局可以引起人的恐惧与怜悯之心，进而让人的精神得到净化与洗涤，而这种净化与洗涤作用是如何产生的，王国维没有进一步去探讨。叔本华对此却有明确的阐释：“这个作为意志的清静剂而起作用的认识就带来了清心寡欲，并且还不仅是带来了生命的放弃，直至带来了整个生命意志的放弃。所以我们在悲剧里看到那些最高尚的（人物）或是在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最后永远放弃了他们前此热烈追求的目的，永远放弃了人生一切的享乐；或是自愿的，乐于为之而放弃这一切。”但众所周知，现代美学中的悲剧范畴在本质上正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相反，悲剧与悲观不同，悲剧性的本质不是苦难而是崇高，它要在苦难、悲痛的表层形式下激发出一种崇高的力量，使人化悲痛为力量，达到一种积极的情感升华。所以悲剧的本质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由此才能体现出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最终带给人的一种审美上的愉悦。 当然，对于悲剧性本质的理解是经过了中西理论界多年不断充实完善的结果，王国维作为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传统文人自然不能领会得如此深刻，这是由我们无法苛责的历史局限以及学者的个人气质所造成的。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较弱的心灵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学教条中去。” 《〈红楼梦〉评论》的价值并不在于王国维对悲剧本质探寻上的深刻与精准，而在于他将“悲剧”概念定位于美学范畴的努力，他把作为戏剧类型之一的悲剧概念扩展到了文学领域，并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叔本华悲剧理论的介绍，真正从学理层面而非外在的社会功用角度引进悲剧范畴。这是西方“悲剧”概念引进初期，中国学者第一次从理论上确立了悲剧这个美学范畴，王国维完成了这一理论初创期的开拓性任务，不仅扩展了国人的视野，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继续深入与完善这一话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