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在华兵要地志调查资料集成（全24册）

本资料集选录近代日本军方调查编辑而成的兵要地志资料汇编而成。明治维新后，日军出于侵华的目的派出大量谍报人员来华收集各种情报，兵要地志资料就是其重点收集的情报之一。根据实地调查所得和在中国获取的各种书面资料，日军编辑刊印成册，作为绝密资料发放给下属军队等，本套资料就来源于这类兵要地志。具体为： 《中国地志》<原名《支那地志》（巻1～巻6）>（1887年）、《东北地志》<（原名《支那地志》（巻15上 满洲之部）>（1887年）、《蒙古地志》<（原名《支那地志》（巻15下蒙古之部）>（1887年）、《东部蒙古志 草稿》（上、中、下）（1908年）、《东部蒙古志补修 草稿》（上篇、下篇、附录）（1914年）、《天津志》（1909年）、《直隶省兵要地志》（1927年）、《浙江省兵要地志》（1929年）、《福建省兵要地志》（1935年）、《西康省事情》（1943年）、《热河省兵要地志》 （1932年）、《西北支那兵要地志资料写真集》（1940年）、《闽南兵要地志》（1933年）、《闽北兵要地志》（1933年）、《湖北省兵要地志概说》（1938年）、《甘粛省事情》（1943年）、《青海省事情》（1943年）、《南支那兵要地志军用资源概说》（1933年）、《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1943年）、《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修改增补——交通、物资）》（1943年）、《云南省兵要地志概说》（1940年）、《河南省兵要地志概说》（1938年）、《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1937年）、《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1944年）、《广西省兵要地志概说》（1944年）、《湖南省兵要地志概说》（1943年）。 以上资料，大多名为“兵要地志”，但也有略去“兵要”的，或称“事情”（“状况”等意）的。因为是军方编辑，其着眼点必然在军事方面，具体内容实际上就属于兵要地志，因此，在此一并收录。 虽然都是兵要地志，上述资料以1937年为界，在内容上各有特点。1937年前的为综合性区域兵要地志，内容主要包括：地区概况（位置、政区、军事地位）、自然条件（地貌、水系、植被、气象）、交通与道路、通信与邮政、金融与经济、资源与物产、教育与卫生、军事要地、综合评价等。1887年刊印的《中国地志》《东北地志》《蒙古地志》，是近代日军早编辑而成的规模大的中国地志，被称为三大中国地志，是日军早期编辑中国地志的代表作。其后至1937年日军编辑的兵要地志不仅继承了《中国地志》的传统，并且在编辑角度和方法等方面更加成熟，涉及内容更为详尽，军事实用性更强。 1937年后的兵要地志虽然也是综合性的，但仅仅从名称“概说”上看，就可以知道是一种“浓缩”版的资料集。因为处于侵华战争期间，编辑“概说”都是出于明确的实战目的。因此，这类资料的综合度完全无法与1937年前的相比，与实战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大多被略去，基本上都由“用兵观察”、“主要作战道路”、“地形及地质”、“河川”、“交通与通讯”、“航空”、“气象”、“卫生”、“宿营与给养”、“居民区与居民”以及大量的附图、附表构成，有些还配有较多照片。 有关此类资料的价值，当然是视利用者的角度而言。一般而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可以为我所用。 其一，1937年前的兵要地志为区域兵要地志，是综合性资料，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气象、交通、通信、卫生、社会、经济等状况，为研究这些地区当时的相关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天津志》的姐妹篇《北京志》因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94年已经被翻译出版（改名为《清末北京志资料》，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其二，1937年后的资料为研究抗战期间相关地区道路与交通、通讯、气象、卫生、居民、物资等基本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其三，为研究日军侵华活动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1937年前的资料可以了解日军收集相关地区情报的范围、着眼点以及谍报深入程度。1937年后的资料有助于研究日军对相关地区进攻的思路和准备状况。 另外，本资料出现的一些历史地名，其领土完全按照当时的领属关系处理。资料名称中还有“支那”、“南支那”等，这些都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行文中根据情况亦有所保留。 再有，日军编辑的目的是为侵华服务的，资料中不乏荒谬之观点与视角，而本套资料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与数据是否客观准确，也须使用者多加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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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生，1962年生于江苏省如皋市，1985年复旦大学日文专业本科毕业，1988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起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任教至今（其中2000年至2004年执教于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汉语与日语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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