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 (David M.Ko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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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tskian）的超国家机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仍然激烈。而在目前危机中，这种竞争已经导致工人和资本家更加依靠本国政府以寻求保护来对抗竞争者。欧洲社团主义政府与英美金融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先前外围国家政府与不愿放弃权力的核心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国际谈判中显而易见。这种矛盾表明了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优越性。这三个组织是根据在全球国家经济管理机构（GSEGIs）中实施软法治理框架的协议目标而成立的。在全球国家经济管理机构（GSEGIs）中，强国（而不是一个全球政府的构想）压制弱国是可能的（Tabb，2004a）。 至于在历史上以美国为主导的GSEGIs成为跨国政府的努力，此前将华盛顿共识政策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必须用于对抗众多拉丁美洲政府的典型模式。这些拉丁美洲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支配的时间最长，而现在已减少了GSEGIs对其命运的影响。东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国货币储备，同样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独立性。虽然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一些最贫穷的政府（尤其是负有巨额外币债务的东欧各国政府）重新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借贷机构，但是治理结构调整的要求则比过去少。在目前的危机中，GSEGIs能否充当跨国政府，还很不明朗。 科茨和麦克多诺指出，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以“限制政府开支增长、放弃扩张性宏观政策”为特征。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政策，放弃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从而使福利国家的规模和范围减小。然而，虽然从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靠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不同，但是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新自由主义SSA中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SSA的财政政策并非限制政府开支，而是缩减社会项目而增加了军队开支。更重要的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特殊增长范式以债务依赖和扩张乏力为特征，而且并非美国所独有。而这特征是由于国家债务、个人债务和企业部门债务的增加以及增长模型产生的系统不稳定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