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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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改革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机遇及农村的社会分层带来哪些影响？市场转型论争聚焦于农村干部和农民在市场改革后孰得孰失的争辩，而新制度主义分析则认为应该研究在不同的制度框架背景下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生活机遇差异。以此为起点，基于广东三个镇的比较民族志调研资料，本研究提出下述的观点： 首先，有别于将市场改革理解为“转型”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广东农村的市场改革呈现出的是一个市场渗透的进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按照“家庭农业复兴—小商品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区域分化”三个阶段进行，逐渐形成广东农村的三种制度框架（或曰经济类型）：新合作主义经济体、城郊经济体和地方经济体。 其次，市场渗透进程通过下述的两个途径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机遇： 第一，市场渗透增加了广东农村居民各种生活机遇的种类与收入，新合作主义经济体、城郊经济体和地方经济体的农村干部和农民在对这些生活机遇的占有上呈现出新的差异； 第二，市场渗透影响着政府间的利润分享结构，降低了不同层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经济需求，从而间接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机遇。从国家的二元需求¬——获取足够的利润和充分的政治支持——出发，本文认为政治持续和市场变迁之间的对立提高了国家及地方政府补贴农民的激励，从而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机遇。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经济需求不断降低，而对来自农民的政治支持的重视使其陆续出台有利于农民的各项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国家的二元需求对他们形成制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一丝不苟地遵从，因此本研究着重描述新合作主义经济体、城郊经济体和地方经济体中的镇级政府如何回应国家需求的变化，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形成有差异的农村治理政策，从而相应地损害或增益了农民的生活机遇。 通过上述的观点，本研究意图在四个方面对转型经济的社会分层研究形成贡献：首先，将“农民负担”问题引进社会分层研究，而已有研究更多只是关注他们的收入与所得；其次，对农村干部的相对优势及其所承担的角色--从再分配者到管理者、志愿者和攫取者--的变化进行描述，对有关的文献形成补充；再次，本研究深入描述了广东省市场渗透的制度化过程，打破了已有文献对市场改革的理解局限；最后，本文结合了“国家—市场互动”观点，分析国家和市场如何互动并影响个体生活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