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秀文//林锋

房秀文，笔名茂田，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生于河南开封，祖籍山东枣庄。原济南军区宣传部宣传处处长，著名新闻工作者，先后采访过数百位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地方官员和著名企业家及全军和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人物，作品《人们崇尚这颗星》曾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1995年，他主动要求退役，转战商海，先后创办多家企业，取得骄人成果。从2004年起，他结合自己从商多年的实践，潜心进行新型商业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是我国新华商文化的奠基人。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对兵商文化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是我国兵商文化第一人，代表作品有：《兵商如铁》《兵商似锦》《兵商若水》《在规则中前行》《农产品出口宝典》《追回的脚印》等。

内容简介 《中华商业文化史论(第4卷):中国商业实践的本质跨越》内容简介：中华商业文化也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光辉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自由经济时期，商族部落人王亥，就驯化了牛，赶着牛车，从事专门贸易，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专用称谓——“商业”和“商人”；齐国名相管仲提出“以商兴国”的思想，使商业进入了最高的政治；老子的弟子计然，运用道家思想揭示商业的发展规律，成为世界商业史上第一个商学理论家、思想家；著名商圣范蠡，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将经商提升为社会事业，成为中国第一个“经营之神”。 编辑推荐 《中华商业文化史论(第4卷):中国商业实践的本质跨越》：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特别推荐，中国首部商业文化专著，世界华商首部商学宝典。 序言 我接到《中华商业文化史论》这部书的样书后，说实在话，几经翻阅，虽未及细读静思，但心却不时的被震撼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数以百计的事件和人物，大部分进行换角度重新评说，并站在时代发展高度，给予较为详尽的观点和论述，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当前，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着一场由全体国人参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使这场伟大的实践获得伟大的成果，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商业文化体系作为指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我们在这方面显得极其的薄弱和不足。追寻中华商业之源，扬弃民族传统商道，创立崭新商业文化，应该讲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由房秀文、林锋同志撰著的这部《中华商业文化史论》，虽然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她毕竟己开辟了这方面的先河。 其实，中华商业文化也有着悠久而又丰富的光辉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自由经济时期，商族部落人王亥，就驯化了牛，赶着牛车，从事专门贸易，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专用称谓——“商业”和“商人”；齐国名相管仲提出“以商兴国”的思想，使商业进入了最高的政治；老子的弟子计然，运用道家思想揭示商业的发展规律，成为世界商业史上第一个商学理论家、思想家；著名商圣范蠡，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将经商提升为社会事业，成为中国第一个“经营之神”。 文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转移到围绕经济建设上来，但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定产物，计划经济制度而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这个转变的开始，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作为一位具有高赡远瞩的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改革家，邓小平没有再去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理论上谁更适合中国自己的特点。他始终坚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明确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但是必须符合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根本需求。 当然了，即使在前面这个时期，也还是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过深刻思考。陈云在八大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具有代表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和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计划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 这段话里面，强调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概括起来说，就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辅助，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理论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是顾准。他强调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探索的勇气，去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而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公有制下面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对此，顾准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进行经济核算，给出了证明：“历史经验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须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同时也只有当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才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计划所不能细致规定的地方（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结果，一定与实际生活脱节）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提供许多制订再生产计划的根据。生产规模愈大，生产分工愈细，消费水平愈高，经济核算制度就愈为必要。”关于“价值规律”，顾准认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核算是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法之一。” 最后，具有深厚数学根底的顾准，下了这样的断言：“要想搞好经济，只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摒弃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偏执观念，就能发现一定时空间存在的规律。” 另外一位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先行者是孙冶方。他和其他学者一道，对于探索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于传统“自然经济”的批评。他指出：“政治经毒IF擘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打破自然经济论和商品经济论……” 尽管对商品经济论未能苟同，阻碍了其对馓规律的应用主体一市场的肯定与进一步揭示，不过，他对传统“自然缳蒋论”的否定.却是一个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