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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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学研究生涯可分为经学时代、元曲时代和杜甫或杜诗时代。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实是在他的经学研究基础之上展开，受黄侃的“中国之学，在于发明，不再发现”与《尚书正义》所记述的语言表现了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之启示，经过长年实践形成了独自的方法体系，完成了从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蜕变。元曲研究时代代表作之一是作为精神史研究一环的《元杂剧研究》，吉川剖析了时代的风气与元人文学伦理的转换对元杂剧兴衰及文学性格的影响；在杜甫研究时代，吉川又将杜甫作为自己的古典来探究文学的尊严，他退休后终其一生尽力于《杜甫诗注》，从其成果观之堪为“杜甫千年之后的异国知己”。在其遗言之作《读书之学》中，强调了“如何思考”比“思考什么”更为重要，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言”“事”“心”的含义，揭示了语言与思考的关系。本书用“以其言事证其心”的方法对吉川幸次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涯进行梳理，对他的元杂剧研究与杜甫研究的主要内容、特色、主张等展开论述，最后探究吉川“言、事、心”三位一体的中国学研究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