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

王焱，男，1983年出生于天津。现就职于南开区档案局，从事档案编研工作。天津市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国学研究会会员，南开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序 漢詩者，非吾華人而以漢文所爲詩也。若夫漢文六書，運四體二用之長，得陰陽平衡之理，聲有平仄，形則嚴整，意能微妙。故發而爲詩，吟詠情志，娱怡耳目，靡不稱善，誠美文之冠冕也。吾華詩教，所謂源遠而流長者，餘風所被，四裔咸遵，如東瀛、朝鮮、安南，自來皆以漢詩爲文學之大雅。 當吾華唐宋之際，詩學大興，時東瀛值奈良、平安朝，海舶頻來，詩教亦以東漸。後其地儒學並興，載道之文亦寖起，自至尊、王子以下，四島諸侯、五山僧侣，好之樂之者甚衆，右文之風，於斯爲盛。慨自明治以還，舉國以歐化爲務，漢詩文遂不復舊觀。雖然，其抗流俗而獨行者，必真好古有識之士。故名作家如夏目漱石，雖以小説著稱於世，而性耽漢詩，以爲醫俗之藥；尤可貴者，則邇來漢詩文名家，率多學界通人，如森槐南、内藤湖南、鈴木虎雄、吉川幸次郎輩，與吾華學人詩簡往還，洵無愧色。業師迦陵先生畢生以傳播詩教爲職志，嘗謂東瀛詩教之遺風猶在，若俳句和歌、百人一首，乃至漢詩吟誦與創作，皆有可觀。持較今之禹域，吾人可不深思哉！ 予好詩而眼界未廣，於域外漢詩初未措意，及攻讀博士，偶見日人井上哲、金井雄題贈潘蘭史之作，遂不免好奇，稍作留心，亦僅嘗一臠而已。曩者曲園先生輯《東瀛詩選》，流播至今，頗廣聞見。而吾友王君，近年以來更窮蒐博采，輯爲《日本漢文學百家集》，是編兼收詩文，自諸家别集以至歷代總集，幾於囊括無遺，煌煌近五百巨册，誠突過前賢遠矣。今將付梓，命序於予，予方覘子目，已驚其淵雅，而掩卷之餘，復感中日國交之糾葛，與夫文運之廢興，慨然不能自已，乃勉作此序，並贅以詩云： 太息文章有護持，海天存此一編詩。 維新豈必分歐亞，希古何由辨夏夷。 痛定宜思刀與菊，心平真望劍爲犁。 書生事業今猶在，大雅重光或可期。 徐福仙蹤海外留，斯文郁郁尚從周。 詩能流播天無忌，書未焚藏道可求。 青史恩仇期一泯，黄人福慧好雙修。 古今恨事知多少，心力區區莫浪投。 倉頡昔造文，開闢動神鬼。六書信有靈，點劃藴玄理。 組合變化間，推演出衆體。方寸納宇宙，玄妙乃至此。 是謂道之初，是亦教之始。遂令鄉野人，今猶敬字紙。 天人感在心，發言類在邇。饑者歌其食，勞者拊其髀。 聲息間低昂，情思雜莊俚。或作正而葩，或能麗且偉。 誦則吐芬芳，吟若合宫徵。口吻自然成，天籟尤卓爾。 其後象教興，梵唄得參比。四聲秘乃傳，攤掌猶可指。 甚者嚴八病，審音協頭尾。格律轉益精，今古並雙軌。 陳情欲其真，修辭欲其綺。文質各彬彬，莫能測行止。 海東望三山，茫茫間一水。日出五雲生，道是神仙邸。 秦皇遣徐福，委曲行萬里。消息没千年，塵世入新紀。 開科重詩賦，布衣拾金紫。號有佛聖仙，人稱王杜李。 何期見番舶，逶迤自東抵。借問客爲誰，自云遣唐使。 同種亦同文，問政還習禮。歸來心躍躍，發墨開詩史。 奈良迄平安，差與唐宋擬。居然傳印可，風教由此啓。 王侯興自高，沙門才足倚。一好而衆行，斯文稱斐斐。 朅來厓山哀，險絶華夏祀。歷歷元明清，九世仇難弭。 嗟爾西風烈，東亞咸披靡。時俗尚新奇，百法步歐美。 誰令黄種人，不復言祖禰。遂教先聖道，能張未能弛。 群兒類厚今，尚古受詬恥。大雅等醃陳，文心枯欲死。 狂夫縱高談，鯫生矜薄技。好龍多葉公，畫虎得猧子。 何幸睹鴻編，展卷訝不已。今人對古人，初如在尺咫。 家數尚班班，風騷略窺旨。他山石有棱，琢玉堪礪砥。 願將武士魂，洗换詩人髓。願共度劫波，揖讓爲兄弟。 何當樂大同，前路歎迢遞。世有真詩人，莫笑徒憂杞。 戊戌歲暮鄂東汪夢川於津門南開園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序 夫詩文者，人之情性因語而盡之者也。然余每觀 本朝古人所作，竊惑焉。散體敘事之文猶可，而詞章徒寫風月花鳥之態，老生常語，紛紛滿紙，專乎賦，疏乎興，不切情性者衆矣。至若違格律，誤用方言，文義難通者，余惟爲尊者諱之耳。海東瑞穗之邦，豐原八洲，四面環海，而周公天地之中，去此甚遠，禮俗大異，民風不同，矧伊言語乎。 太古之世，刻木結繩，應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百濟博士王仁來朝，國人始知漢籍。後弘文皇帝天姿英邁，居春宫時，獻《侍宴》一首，大雅正聲，乃開先路，寧樂平安之世，使節往來，文風鬱起，而比諸《萬葉》及清紫赤染之筆，豈得無遜色乎。佳者十之一二也。五山詩僧，出入元明之朝，今讀二三首，語妙意深，殆中土之人，然讀全集，用一律於千篇，雞卵同形，彼此難分，若比諸藤定家、卜兼好之文，未能陵焉，佳者十之三四也。斯蓋異域之語，不能熟於方寸，偶有所感，亦言不盡意，心憤憤而口悱悱，無可奈何。又其所法，效白樂天則舉國皆然，習蘇黄則萬人雷同，相似則自誇之，實未能及。譬如山歌村笛，自有所宜，强奏陽春白雪，非天然之音而僞也。偶或足觀者，黄金燦爛，亦淘諸泥沙，常苦寡耳。情性之文，誠不易也哉。德川氏承亂世之後，偃武修文，民樂其生，此時明德將謝，中原已陷，遺民絶海而來，國人師焉，遂翰墨之法，鴻漸於陸，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或蘐園之徒，鼓吹古文辭；或竹堤、玉池，標榜性靈；或黄葉夕陽，山紫水明，各揮其才；或咸宜園中，弟子三千。 爰逮明治之聖代，舊邦維新，清韓雅客，踵武響臻，唱和不絶，遂小人道消，濫竽者盡逃焉。三島中洲、川田甕江、重野成齋等，古文巨筆，語勢雄奇，氣薄雲天；又二森，國分青崖、土屋竹雨等，皆蓄盛藻，興寄高遠，誠遒麗之辭也。我蜻洲文苑，卓絶之材，鳳舉龍翔，亦前世所無之，可冠青史也。斯時之士，何能爾耶？善乎菅相之言曰：和魂漢才。魂之與才學，猶人之骨肉也。日東之國，山遠海曠，林深泉潔，内含英靈，凝之而成東人之粹氣者，是其骨也。孔孟朱王之道，李杜蘇黄之詩，韓柳方姚之文，得而學之，深熟乎心，猶探諸囊中，是其肉也。骨與肉，豈可支離乎。合而生，割而死，此乃魂和而才漢，不可暫分。彼善用語者，情性所赴，人焉廋哉，故亦心法也。如賴子成、廣瀨吉甫、森槐南、夏目漱石，皆感之所震，直吐而舒之，無遺焉爾。心之與語，融而如一，能視所見而言之，聽所聞而言之。故其所詠者，非泰山而蓮嶽，非洞庭而淡海，非羅浮山而芳野，非崖山而壇浦，排虚充實，展盡筆力，遊刃有余，或雅健，或精致，託其風景，探其史事，而東人情懷，自成漢字之文，亦非漢而必和也。靈均香草，靖節田園，康樂山水，岑嘉州邊塞，各因所居風土而作焉；子建奇高，叔夜幽憤，青蓮飄逸，子美憂國，孟寒賈瘦，各緣所禀而作焉，皆切於己，是以詩史而兼心史也。東海之文，彼其所至者亦如是耳，能以所志言之，情性可見，若入其境而接其人也。余今觀百家集作者之名，不能無感。 余之外族，本菅原氏，繫天神穗靈，中古出菅丞相及菅三品，世以文事立朝。建武間，盡忠朝家，敗於竹下之戰，流離江湖，改氏曰萱沼，農商爲業，而好雅事，外王母誦漢詩而常樂，兒孫環坐而聽之。余亦少嗜六朝唐宋之詩，年甫十五，師事石川岳堂，學詞章之法。岳堂師平紫陽，紫陽師竹添漸卿，漸卿師其父筍園，筍園遊於咸宜園，師廣瀨淡窗及其弟旭莊，二氏馳名天下，如賴山陽、梁公圖、田君彜，皆友焉。余之不敏，生於季葉，居斯學之末流，惟恐墜先人之緒，安能無感哉。 平成三十一年正月一日甲州鶴縣早川太基序 出版説明 中國漢語文學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悠久的文學傳統之一，無論歷史之綿長，作者、作品數量之衆多，都遠遠超過其他傳統。除了我們所熟知的本土作品外，中國古典文學在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區都有可觀的成就。據文獻記載，日本在秦漢時期就與中國有零星接觸，公元七世紀初，即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六〇七），日本向中國派出首批使者，開啓了兩國正式的外交。此後，從七世紀直到二十世紀初，即從初唐一直到晚清，日本的漢文學孕育發生，成長壯大，成爲域外漢文學的大宗。 日本漢文學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中，經過王朝時期（六四六 — 一一九二）、五山時期（一一九三 — 一六〇二）、江户時期（一六〇三 — 一八六八）、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以後）等幾個不同的階段。 王朝初期，日本在接受唐朝律令、佛教文化的同時，也接触到唐代文學。一般認爲日本漢文學史上的第一個作者爲大友皇子（六四八 — 六七二），他的《述懷詩》保存於日本第一部漢詩選集《懷風藻》，該書編定於公元七五一年，甚至比日本的和歌總集《萬葉集》成書更早。大友皇子以後，嵯峨天皇（八〇九—八二三年在位）也是漢詩的愛好者，他授命編輯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等漢詩選集，集中所録多爲貴族作品，多奉和之作，詩風猶有齊梁餘韻。嵯峨天皇本人尤爲欣賞白居易，稍後的大詩人菅原道真（八四五 — 九〇三）也以學白居易著名，其名篇《路遇白頭翁》，程千帆先生以爲『措意遣詞，皆得白法』。白居易作品在日本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喜愛，這種風氣延續到十一世紀，甚至清少納言、紫式部等都受到白氏作品的影響。 公元九世紀後期，日本終止派遣遣唐使，隨著與中國文化母體的隔絶，日本的漢文學創作轉入低谷。十三世紀初，日本皇室衰微，武士跋扈，政權轉移到幕府手中，漢文學創作的重心也轉移至由幕府支持的『五山十剎』。『五山十剎』是指在天皇居住的京都和武士開府的鐮倉的幾座大寺，外加京都南禪寺，共十一座寺院，其中京都五寺尤爲漢學重鎮。五山僧人除了研習佛法，也講授漢詩文創作技巧，流傳至今者尚有韓文、杜詩、蘇詩等講義，其趣味與之前的王朝時期迥乎不同。在五山僧人的創作群體中，虎關師煉（一二七八 — 一三四六）被稱爲『五山文學之祖』，他非常重視韓愈之文，嘗讀《進學解》，『掩卷歎息』，以爲古書上説『泰山北斗之句』也不過如此，并仿《原道》作《原嗔》《原寬》等篇。五山時期四百餘年，以義堂周信（一三二五 — 一三八八）、絶海中津（一三三六 — 一四〇五）的創作成就爲最高，二人合稱雙璧，并爲臨濟宗，又同出土佐高岡郡，有鄉邦之誼。絶海中津曾經遊歷中國，廣參宿學，并于洪武初年謁見太祖朱元璋，相互有和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山時期的僧人在研習漢文學的同時，也注重刊刻漢籍，由於刊刻精良，新刊本與其所從出之底本幾乎不能分别，甚至引起目録學上的著録錯誤。 十六世紀是日本的戰國時代，地方諸侯擁武自重，盤踞一方，到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繼承織田信長的事業，統一全國。十七世紀初，德川家康掌握政權，積極獎掖漢文學的創作，在二百多年的時間裏，日本漢文學迎來黄金時代。江户初期，先是以藤原惺窩（一五六一—一六一五）爲代表的儒者文學的興起。日本有程朱學，自藤原惺窩始，當時從學者甚衆，如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道園等皆出其門。其學數傳以後，有木下順庵、新井白石、室鳩巢等，皆一時俊彦。藤原惺窩之後，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的萱園古文辭學派受到明代李攀龍、王世貞『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主張的影響，提倡古文辭、古學，其門下士如太宰春臺、服部南郭等皆能張大其説，託名李攀龍的《唐詩選》經過訓解、考訂，幾至家弦户誦。而稍後，爲了反對萱園學派模擬古人的陋習，則有山本北山（一七五二 — 一八一二）大洼詩佛（一七六七 — 一八三七）等提倡袁宏道，上溯楊誠齋、陸放翁。同一傾向的詩人後來接觸到清詩，則心儀袁簡齋，廣瀨淡窗（一七八二—一八五六）《淡窗詩話》説：『有學清詩者，皆師袁子才。』山本北山的弟子菊池五山（一七六九 — 一八四九）還模仿《隨園詩話》寫了《五山堂詩話》。 江户時代是日本漢文學的鼎盛時期，詩人衆多，如賴春水、菅茶山、梁川星巖、廣瀨淡窗、廣瀨旭莊等，皆戛戛獨造，足自名家。其中廣瀨旭莊（一八〇七— 一八六三）被近代中國學者俞曲園稱爲『東國詩人之冠』，有《梅墩詩抄》三編行世，其早期作品有《論詩》五古一首，全篇長達一百二十韻，評論中國詩史之流變，上起詩騷，下迄宋明，末句云『何人志恢復，不肯安一偏。疏達雅頌流，大舉洗塵寰』。實有當仁不讓之概。同時期出版的漢詩文總集、别集甚多，如江村北海《日本詩選》、市河寬齋《日本詩紀》、友野霞舟《熙朝詩薈》等，其中僅《熙朝詩薈》一書，就選録江户詩人一千四百餘家，作品一萬四千多首，其規模可見一斑。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西學興起，漢文學創作日漸衰落，同時雖然有森槐南這樣傑出漢詩人，但究竟不能挽回歷史的頹勢。明治以後，中日兩國關係密切，早期出使日本的中國詩人，如吴汝綸、黎庶昌、黄遵憲等，他們受到日本漢詩人的熱情接待，多有唱和。甲午戰爭以後，很多日本詩人甚至有遊歷朝鮮半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經歷，對當時時勢的評論，往往見於篇章。於此需特别指出，近代中日兩國關係複雜，日本在東亞地區積極擴張的歷史，也是其他地區的人民反抗壓迫的歷史。日本近代扭曲的意識形態，在其漢文學作品中多有表現。如江户後期的著名詩人大沼枕山，其《雜言》詩有云：『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這句詩曾引起很多中國讀者的同情，但也是同一作者，却在一首詠史詩中説『蝦夷若用西征力，韃靼俄羅皆我州』。近代日本漢文學史上類似的議論不勝枚舉，雖然時過境遷，不宜追念舊惡，但在和平年代重讀此類作品，正不是一件無益的事情。 日本漢文學屬於廣義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一部分，長期以來，這些作品没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當代的出版物，除了二三選本之外，他無所見，遠遠不能反映日本漢文學的全貌。編者及同好長期從事域外漢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們的願望是要將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地區的漢文學文獻納入到本土的編輯傳統中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業，但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我們通過多方努力，收集日本從古至今的各種漢詩文文獻，編爲《日本漢詩文百家集》。全編收録有關文本近八百種，囊括了日本漢文學史上的衆多重要文本，是目前國内最大的日本漢詩文文獻叢刊。全編影印出版，相信必能對古代文學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鄰近學科帶來不小的助益。編輯工作歷時數年，事經多手，或有諸多不妥之處，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編者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