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

人物简介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曾改名光汉，江苏扬州人。生于经学世家，自幼濡染家学，打下厚重学问基础。起初科场颇顺，连中秀才、举人，但1903年会试失利。此后投身革命，以排满兴汉为职志，在上海主笔《警钟日报》，发表大量针砭时政、阐扬革命之作；同时成为《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其学术论著大多发表于该刊上。1907年赴日本，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天义报》等，思想转向政府主义，并为之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此后投向清廷，为清两江总督端方之幕僚。民国建立后，先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后又于1914年入袁世凯幕，并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复辟帝制张目。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病逝于北京。一生著述宏富，于经学、小学、校勘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和交融中西的新学问方面，皆有重要成就。 编者简介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学院副院长、《史学史研究》副主编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委员。曾多次赴德国、奥地利、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及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并曾出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著有《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中国学术：古典与现代之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清代理学史（中卷）》、《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等，主编《民国思想文丛》，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大陆杂志》（台湾）等学术刊物以及欧洲、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

导言 刘师培是近代中国的著名学者和政治人物。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现，即在学术领域里能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业已表明他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的确，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刘师培发挥了重要作用。姑不论其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和宣扬民族主义、政府主义所做的大量工作，仅就其思想与学术而言，其所达到的深广度不仅独步一时，即使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仍相当深刻，仍有汲取和借鉴的必要，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并在价值系统上予以阐释。 一 刘师培，字申叔，一字鲁源，号左盦，曾改名光汉，化名金少甫，笔名光汉子、光汉人、世培、激烈派第一人、申、韦裔、豕常之裔、畏等，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４日）生于江苏扬州。 刘师培先祖“自溧水迁扬州，世为仪征人” 刘师培：《先府君行略》，《左盦集》卷六，见钱玄同等编：《刘申叔遗书》，125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清代扬州府治，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该地位居江淮之间，大运河纵贯南北，历史悠久，文化璀灿，向为人才辈出之所，而且学术素来发达，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皆为该地学者，有“扬州学派”之称。刘师培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春秋左氏传》而闻名，亦为“扬州学派”成员，其家门前署联“红豆三传，儒林趾美；青藜四照，宝树联芳” 李详：《李审言文集》上册，6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可见其家风。 刘师培生于这一经学世家，自幼濡染家学，8岁学《易》，12岁读毕四书、五经，15岁前后治《晏子春秋》和学《毛诗》郑笺、《尔雅》、《说文解字》诸书，并大量阅读周秦典籍，打下厚实的古典学问基础，加之聪颖过人，勤奋刻苦，随着年龄增长，功力愈益深厚。“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刘申叔遗书》，17页。时人盛赞其才：“笃嗜左氏春秋，研经而外，并及子史。其答客难也，尝证穆王西征之事；其应射策也，历举苗岗种族之数。出语惊其长老，记问冠于朋从。” 刘师颖：《刘申叔先生遗书跋》，见《刘申叔遗书》，2407页。他起初科举颇顺，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被录为生员，次年即得中举人。但在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的会试中却失利落第，自此绝意科场。 此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革命党人以排满兴汉为职志，正在各地开展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刘师培少年时便具排满意识，心怀救国之志。科举失利后，来到上海，结交章士钊、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开始投身革命运动。他以激进著称，“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后记》，见《刘申叔遗书》，5页。又自称“激烈派第一人”，陆续发表大量文章，如《攘书》《黄帝纪年说》《中国民约精义》（与林獬合撰）《中国民族志》《论激烈的好处》等。《攘书》曰：“攘，《说文》云，推也，段注以为即退让之义。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 刘师培：《攘书》，见《刘申叔遗书》，630页。所谓“攘夷”，实即为“排满”。《黄帝纪年说》主张强化汉族认同，指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 刘师培：《黄帝纪年说》，见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并提倡改用黄帝纪年，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中国民约精义》是从《周易》《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上古之作直到近人魏源、龚自珍等数十人的作品中辑录出与民约之义相关的议论，加以案语解说之，以此介绍和阐发以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学说。可见这些文章都是针砭时政、阐扬革命、力主排满兴汉之作。由于刘师培思想敏锐、学术功底深，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故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革命派中少有的学问既佳、笔锋又健的宣传家。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刘师培在革命派所办《警钟日报》主笔政。同年，娶同邑何震为妻，并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初，加入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该会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并办有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刘师培为《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在《国粹学报》上先后连载著作33种。该刊共发行82期，除2期外，皆有其诗文。不久，《警钟日报》被查封，刘师培遭通缉，被迫逃至浙江嘉兴。又应陈独秀之邀，赴安徽芜湖，在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在课堂上宣传反清革命，并以当地光复会负责人的身份在学生中发展新会员，组织名为“黄氏学校”的秘密团体，从事暗杀活动。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初，携妻何震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正式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撰稿人。 到达日本后，刘师培所看到的同盟会领导层的状况和日本社会的状况是令他失望的。一则同盟会内部各派的纷争和作为书生与孙中山等“行动派”人士相处的不融洽，使得他在心理上产生了挫折感；二则日本社会俯拾皆是的弊端和不如人意处 刘师培曾观察到，“欧美日本，世人徒震其外观之文明，然按其实际，则平民之苦，有远甚中国者”，“欲穷文明国之实际，则曷向日本东京本所区，一观日本贫民之况乎!”见申叔(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载《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令他对排满兴汉建立新政权（效仿西方和日本）的目标产生怀疑，信念开始动摇。这种情形之下，正逢不满现状的日本社会党“硬派”在大力宣扬政府主义，自然也就令刘师培有了接受它的思想基础。因政府主义所欲达到的目标既避免了现存社会包括西方（日本）民主社会的弊端，又超越了中国革命党人排满兴汉所要达到的目的——建立类似西方民主政权的汉人政权，这两方面都恰适合他此时的心境与要求。加之好友、同样不满孙中山的章太炎、张继也倾向政府主义，并为他引见结识幸德秋水等日本政府主义者，更促使他倒向政府主义。另外，就像一些人所指出的，他个性上的弱点，如“务名”、“厥性恒，好异矜奇” 陶成章说：“光汉之性务名”；刘师培之叔刘富曾也曾感叹：“侄得名太早，厥性恒，好异矜奇，悁急近利。”见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见《刘申叔遗书》，16页。等，亦使他善变和易于趋向更激烈的事物，而政府主义思想恰是比革命党人之排满兴汉主张更激进的学说，在对革命目标失望的情形下采纳此一学说，在他那里是又“激烈”了一次，符合其性格逻辑。 在日期间，思想上转向政府主义的刘师培，与张继一同组织了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并通过何震创办《天义报》，宣扬政府主义思想，发表《废兵废财论》《人类均力说》《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种族革命与政府革命之得失》《欧洲社会主义与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与此同时，刘师培也未完全放弃排满兴汉之革命宣传，他在《民报》及临时增刊《天讨》上发表《普告汉人》《辩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揭露清廷种种暴政，号召人们起来“讨满”，并驳斥了保皇派的一些论调。这些文章颇受好评，尤其是《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得到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激赏 章太炎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见万易：《刘师培》，载《仪征文史资料》，1984（1）；胡汉民回忆道：“刘素长掌故考据之学，文亦雅，余与精卫甚倾赏之，杨度更不能反驳。……光汉文出，遂复言汉满同源以惑众者。”见《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2）。，在当时发挥了较大作用。刘师培所以能在信奉政府主义的同时继续以往的革命宣传，是因起初与政府主义学说接触时日不长，尚处在理解消化阶段，出于思想惯性，还不能一下子舍弃原有理念，加之身为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文章，自然要宣传革命派的主张。与之相对应，他有关政府主义的文章则皆在《天义报》发表，恰好表明他心目中两报的分工。他曾说：“实行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 震(何震)、申叔(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7卷，1907年9月1、15日。可见在他眼里，政府革命是超越性的革命，种族革命远远不能及。 刘师培的激进若仅限于以政府主义越过民族主义，从而在思想上独树一帜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思想认识上一步步涉入泥潭，直至投向清廷。刘师培出自经学世家，古学功力深厚，谙熟中国历史，所以他思考问题往往会从这一基点出发，对政府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通过研读政府主义的文献，他对幻想中的政府社会的特征有了一定认识，相较之下，觉中国社会和欧洲、日本不同，国情特殊，与政府社会最为接近，即“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政府略同”，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而中国数千载之学术，悉探源于儒道二家。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醉心于讼去杀之风，一任人民之自化，此固主张非干涉者也。道家若老庄诸子，则又欲废灭一切之人治，一任天行之自然，制度典则，弃若弁髦，则亦主张非干涉者也。夫中国之学术既以非干涉为宗旨，故中国数千年之政治亦偏于放任，视人治为甚轻。……自东汉末年，以迄于今，悉为放任之时代。……举国之中，一有权之人，亦一奉法之人，政治之放任，至此而达于极端。……故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政府相近。”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7卷，1907年9月1、15日。从这段话来看，阐发最激进学说的言辞已含有最保守的义蕴，刘师培日后的投向清廷，于此可见端倪。即按照他的逻辑，政府革命是比民族革命更激进的革命，要实行政府主义，自然没必要搞民族革命；而中国社会却又最接近政府社会，固然它亦存弊端，欲矫之，“惟有实行政府”，但此非一朝一夕之事，“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 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载《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与这样的政府合作，促其从接近政府的状态走向完全的政府，方为上策。所以，在他那里，投向清廷并非从“激进”剧变为“保守”，而是为实现政府“理想”又激烈了一次。或者可以说，他心目中的“激进”已与众人心目中的“保守”画了等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刘师培暗中向清两江总督端方自首，作《与端方书》，提出十条“弭乱之策”以镇压革命党人。 《刘师培与端方书》，见《洪业论学集》，130~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三十四年（1908年）《天义报》停刊，刘师培再创《衡报》，继续宣传政府主义。但因与章太炎关系破裂以及《衡报》被封，法在日本立足，遂于年底携妻归国，放弃政府主义。随后至南京，公开投靠端方，出任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为端方考释金石。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起，刘师培的政治、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阶段。先是和出任直隶总督的端方一同北上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不久端方被革职，刘师培仍留其幕中，考订金石外，利用端方府多藏善本的便利条件，治学不辍。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秋，端方被起用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刘师培随行。途经四川资州时，端方被哗变的湖北新军杀死，刘师培亦被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1912年初，中华民国刚一建立，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先后伸出援手，希望释放刘师培。刘师培获释后，应老友谢量之请去成都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在国学院期间，与经学大师廖平共事。潜心教学之余，二人在学术上多有商讨，刘师培的学术主张也因而发生一些变化。1913年秋，刘师培离开四川，北上至山西太原阎锡山处，出任阎锡山都督府顾问。不久在阎推荐下，到北京投靠袁世凯，得袁世凯任为公府谘议。1915年刘师培加入“筹安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发表《君政复古论》等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被袁封为上大夫。1916年6月袁死后，刘虽未被追究，但亦法在北京立足，被迫移居天津，贫病交加。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刘师培来北大任教，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的蔡元培欣然同意。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在北大的几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展现出中古文学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既倡“文笔论”，又不为之所拘，整体上把握了中古文学的时代特色，在文学史编撰上有开创之功。鲁迅曾说，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 鲁迅：《致台静农》，见《鲁迅全集》第11卷，609~6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19年初，“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国故》月刊社在北大成立，刘师培与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这是刘最后一次承担文化学术之责。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他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论著收入钱玄同等所编《刘申叔先生遗书》 钱玄同等编《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按该书初版时，题民国二十五年排印，实则编竣印行在此之后。中，计著作74种，其中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记5种、学校教本6种。今人又搜集整理钱氏所编《遗书》之未收者，成《刘申叔遗书补遗》 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年出版。。 二 在刘师培短短36年的人生中，政治风暴对其冲击甚大。有学者认为，刘氏一生中，政治上的特色是“善变”，学术上的特色是“不变”。 参见朱维铮：《〈刘师培论学论政〉序》，见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政治上的“善变”，使得刘师培在政治斗争关键时刻的表现不时为人诟病，也使得其政治思想与主张呈现多姿多彩的面貌。而学术上所谓“不变”的说法，则值得斟酌。因就人物定位而言，刘师培终究是个学者，学术乃其一生的追求和根本建树所在，若说始终问学不辍，即谓“不变”，当然是妥当的；若说学术立场、取向甚至观点主张都不变，则未免不准确。 刘师培幼承家学，为“扬州学派”殿军，其著述所及，涉猎甚广，方面甚多，但最能体现其研究成就的，当为小学、经学和校勘学。这些领域的成就，皆是继承扬州先贤和家学而来，体现出“扬州学派”长于会通、兼容并包的特色。但刘氏学术并非只有这些，他还有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新学问，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高于他的古典学术研究，这种“预流”学问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内的扬州先贤之所在。 从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17年。钱玄同认为，刘师培之学“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遗书》，28页。综观刘之著述，确有钱说之特征，钱之分期应属不易之论。 小学系语言文字之学，清人将其视为研究经学的基础，故经学家大都精通小学，不过他们多集中精力专治一二部书，如研究训诂者，以《尔雅》为主；研究文字者，以《说文》为主；研究声韵者，以《广韵》为主。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则不像前人这样狭窄，他强调：“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 刘师培：《正名隅论》，《左盦外集》卷六，见《刘申叔遗书》，1417页。可见他从事小学研究是主张汇合义、形、声三者来探讨的。他前期的小学成就，钱玄同曾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就字音推求字义，其说出于黄扶孟、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黄春谷诸先生而益加恢廓”；“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遗书》，29页。。这一概括相当准确。其《正名隅论》《小学发微补》《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物名溯源》及《续补》《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骈词定字释例》《尔雅虫名今释》等著述都阐发了音义相关的道理。如在《小学发微补》中他认为：“惟有字义，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字音源于字义，既为此声，即为此义。凡彼字右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其义象亦必相同。”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刘申叔遗书》，429、430页。《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刘师培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的代表作，他在这些文章里以大量例证考古史、古事。《新方言序》则是他主张取古语以明今言、亦用今言以通古语的代表作，他曾依此主张作札记三十余条，被章太炎收入所纂《新方言》中。他后期的小学主张与前期大多相反，且明显后退，如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少违畔，与前期文中时见的驳《说文》之语正相矛盾；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找本字，反对前期的音近义通之说；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反对添造新字新词。总之是要一切以《说文解字》为本，不得超越《说文》。这在《古本字考》《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答江炎书》等篇中都强调过，尽管他这方面的学术实践并不多。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前后期也差别较大。前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解经，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汉儒经说，但不专以此自限。刘氏世传《左传》，自然以古文经为宗，刘师培也不例外，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为“通儒之学”。他曾说过：“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而且认为：“汉初经学，初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齐学、鲁学之别耳。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盖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曷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矣。” 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见《刘申叔遗书》，361、348页。基于此，他在治经时虽偏重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抱残守缺，尤其不屏斥今文，在《中国民约精义》第一篇、《攘书·夷裔篇》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的部分篇章中都援引了《公羊》学说以发挥己见。不过需指出的是，他不排斥今文经说，仅只限于经说本身，认为可与古文经说并行不悖，而对今文家视古文经为伪造以及孔子托古改制之说则持反对立场。他曾撰《汉代古文学辨诬》《论孔子改制之事》等文，批驳廖平之《今古学考》和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兼采今文说外，他对宋元明人之经说也不一笔抹杀，能看到它们的长处，认为“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见《刘申叔遗书》，2073页。，“或义乖经旨，而立说至精”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见《刘申叔遗书》，542页。。可见他虽不赞成宋明人说经之书，但重视其中的创造性见解。他自身也力求有所创造，治经有新义，如认为六经本系官书，而孔门将其编订为教科书 参见刘师培：《国学发微》，见《刘申叔遗书》，477页。；汉以前经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经的差异是文字差异，“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汉犹存。”“所谓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 刘师培：《汉代古文学辨诬》，《左盦外集》卷四，见《刘申叔遗书》，1378、1377页。在左氏学方面，他的《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超越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主张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认为“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 刘师培：《读左札记》，见《刘申叔遗书》，299页。实为《左传》研究辟了一条蹊径，与墨守汉师家法者绝异。 刘师培后期的经学研究与前期相较颇有不同，基本特点是转向笃信汉儒经说。在《中庸说》《中庸问答》《春秋原名》等文中此种倾向已很明显，他的专著如《礼经旧说》《西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等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曾言及惠栋之学是“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 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左盦外集》卷九，见《刘申叔遗书》，1533页。。这句话恰可概括其后期的经学著述。在这些著述中，《左传》和《周礼》之研究是重点。《左传》研究自是秉承家学，但他并未继父祖之业去完成《左传旧注疏证》，而是转而研究自身所曾提倡过的一个课题——《左传》之“例”，撰成《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一系列专著，把家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之看重《周礼》，除因《周礼》与《左传》相关且在古文经上极其重要外，还因在四川讲学时受到廖平一些影响，如蒙文通所言：“礼制者，廖师（廖平）所持以权衡家法，辨析汉师同异者也。左盦（刘师培）于时亦专以《五经异义》《白虎通义》为教学之规，出蜀后成书皆《周官》《礼经》之属。左盦之渐渍于廖师，此其明验。”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152页，成都，巴蜀书社，1985。另外，由于与廖平往还较多，他对“今文师说多宽假之辞”，认为廖平之学“未易可轻也” 南桂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遗书》，32页。。 刘师培之校勘学前后没什么变化，以后期为主。他校书的范围较广泛，遍及四部，但以校订诸子为最多，这些古书主要有《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周书》《穆天子传》《楚辞》等。他所校订各书，或名《补释》，或名《斠补》，大致前期所校名《补释》，后期所校名《斠补》，部分《斠补》是在《补释》基础上修改而成。他校书的方法基本同于先贤，即根据古人用字属辞的一般规律，结合自身的小学功力（如运用由字音推求字义原则）来进行。他也试图发展前人总结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曾写出《古书疑义举例补》，对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有所补充，以此方便其他校勘学者。 从上述刘师培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其贡献是在古典学术的几个方面，非专攻一经或一学的所谓经学家或小学家可比，称其为“国学大师”或“扬州学派”殿军似不为过。但与其先贤比照，其学术范围大体未出“扬州学派”，仅个别方面如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状况，因具时代特色而越扬州先贤；在学术主张上，他也“终不越乎扬州” 南桂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刘申叔遗书》，33页。。1912年7月，他曾给吴虞开过一个小学经学书目，其中把汪中《述学》、阮元《揅经室初集》、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东原集》列为“近人文集之最资实用者” 《吴虞日记》上册，4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扬州学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及他所受到的影响。 可以说，在古典学术领域，刘师培确实成就巨大。不过刘氏学术并非只有这些，他还有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新学问，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高于他的古典学术研究，而这方面的成就又得益于他进入学坛时已成潮流的新学术趋向。 综观清末学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学术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新史学”兴起、史学地位上升而经学渐趋边缘）。刘师培走上学术舞台，应该从1903年正式发表论著算起，此时也正是上述两大潮流方兴之际。刘氏一进入学界，立即为此潮流所吸引，几乎将其早慧的学术生命都投入与此相关的学术著述中，1903至1908数年内陆续写出《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新史篇》《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论著，尽管这些论著不少带有政治色彩，是学术与政论的结合，有的以政论为主，但绝大多数仍是学术的，而且是学术“预流”之作。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今借用此义。具体言之，《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攘书》《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文杂记》《古政原始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更多地体现出中西交融的特色，而《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学术史论著，更多地体现出新史学色彩和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反思意识。实际上二者很难分得十分清楚，因两大潮流是相辅相成、相激相荡的，没有中西交融，便不会出现新史学，没有新史学，中西交融也落不到实处，故而对刘师培著述的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仅就其中哪种特色较明显而言。 综观并分析刘师培具有中西交融色彩的论著，可以看出，这些论著所涉及的西学知识，大体涵盖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且以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为主。可以说，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是刘师培新学结构的主干，而将这三者联结起来的纽带则为进化论和中国传统的小学。进化论基本是一种社会学说，故社会学是刘氏吸纳西学的核心。至于小学成为纽带，则反映了刘氏交融中西的出发点是在中国古典学术，意在借西学阐释中学。与严复相较，刘师培对西学的理解自然是浅薄的，未能逃离“好依傍”的“痼疾”，但自有其意义所在，即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刘之简单、肤浅的中西学比附因具有代表性和较易为人接受的特质，可能恰恰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他的“援西入经”和从小学入手接纳西学的方式，能促使经学分化瓦解，有助于近代学术转型。 就学术史研究而言，刘师培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中国学术史研究构成清末民初学术史勃兴现象的重要内容。学术史之所以在此时勃兴，是由救亡必先救学的时代主题和西学大举进入引发人们反思中国学术的潮流所致。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以全面系统著称，从先秦迄于清代，皆被他纳入视野，但其中也有侧重，除通论外，论先秦学术、论两汉学术及汉宋学术流变、论清代学术是重点所在，而且尤以论清代学术为重中之重。这些论述在当时和今天看来皆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独具一格的特色，如以西学为参照系，通过中西学类比，评估中国古典学术之得失；在总结先秦、汉宋学术时，提出诸子出于史官论和不能仅以考据、义理截然分离汉宋两学，宋学义理源于汉学等独到见解；在对清代学术富有个人体验的论述中，认为清学承宋明理学门户以外的考证学者之学而来，尤其明儒经学对清学有开启作用，清学有四个阶段，整体而言呈向下发展的态势，清代学者中戴震最值得推崇，等等。这些做法和看法充分显示出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与境界。 在世人心目中，一般皆认刘师培为“国学大师”、“扬州学派”殿军，实则1903至1908年间刘氏的学术精力更多用在上述体现时代关怀的学问上，而于古典学术研究用力较少，1908年后才是他专意于古典学术的时期。今天看来，他具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更值得注意，也更重要，因为这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内的“扬州学派”先贤之所在，尽管他在古典学术方面也对先贤有所发展，但那毕竟是在已有“范式”内的前进，非此超越可比。或者说，面对先贤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刘师培即便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也很难说是超越，更何况刘在这些领域中仍基本遵循先人治学遗规，没什么突破。进一步说，刘师培的经学、小学、校勘学成就既适于乾嘉之时，又适于清末，时代性不强，刘氏如仅有这方面的成就，便与先祖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刘的特色恰恰在于他生逢学术转型时代，可以走与处在经学中心时代的先人不同的路，而且他在这条新路上走得非常好，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故而今天评价他的学术，应更多地关注他的具有现实关怀意味的那些成果，才算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才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 总体而言，刘师培的学术经历表明，他是处在中西、新旧学术的交叉点和转折点上的人物，既承旧学统绪，又开新学天地，承前启后。这是他以及同代杰出学者的最大特色，也是今天最需要探索的特色，非常值得进行深层次的学理讨论。 三 刘师培一生笔耕不辍，论著众多，虽仅在世36载，却留下多达四五百万字的诗文。本书力图通过选择刘氏一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学术论著，反映其思想、学术的基本面貌和变化历程。遴选原则大体如下： 1.依据人物定位和《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宗旨，选取最能代表刘师培思想、学术建树的论著编入，限于篇幅和体例，其经学、小学、校勘学方面的纯学术论著较少入选；除极个别篇幅过长的论著稍作节选外，皆以论著全文状态呈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读本；由于篇幅所限，一些重要专书法全文入选，则将书序之类的文字编入，以反映该书基本面貌。 2.选取刘师培论著的原刊本或原始整理本作为底本，即以钱玄同等编《刘申叔先生遗书》以及《苏报》《警钟日报》《国粹学报》《民报》《天义报》《衡报》《国故》等报刊为底本，参考其他选本，重新予以整理。 3.注意选取新发现或以往为人忽视的刘师培重要论著。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老师提供《〈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词例通释〉总序》《劝告中国人士宜速习世界新语》这两篇以往选本中皆的重要文章。 4.所收论著，以原貌为准，凡缺字或原件难以辨识者，用□标出；凡原文有误植情况者，用〔〕标出；有脱字情况者，用〈〉标出；不确定处，出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