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联斌 校

卜正民（Timothy Brook） 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有著作14种，其中已译为中文出版的有《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和《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施恩德（Andre Schmid）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国史教授。著有《帝国之间的朝鲜，1895－1919》（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像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 随着全球化的爆炸性发展，民族国家似乎正面临衰退的命运。但《民族的构建》的作者们发现，这种“民族国家衰退论”更多代表着西方人的想法，而不是亚洲人的。对亚洲人而言，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的边界已经从很多方面被渗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外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传教士的宗教劝导，在国外关税法则管理下的大规模贸易和对外国文化的追捧。这些力量既渗透了也勾画着国家边界线，它所形成的疆域正是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地理空间。亚洲民族的现代史与全球化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这还远未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是亚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的唯一动因。民族大业的兴起，往往与亚洲内部的张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亚洲与西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体系也许推动了争取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斗争，但并没有设定这些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