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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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我从美国回来，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 和文化人类学，对天下事、国家事、民族前途、人民命运等 等，想得很多，有许多话要说。在教学工作初步站稳脚跟 后，便发愤写作。1948年至1949年1月在上海、北平、南 京和天津等市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30篇。有些朋友和 学生认为，这些文章中探讨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并 未完全消失，有的还显得很顽强，在隐蔽一个时期以后又 出来兴风作浪，阻碍着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这些 文章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于是， 我选了发表在上海《观察》和《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 与《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杂志上的23篇结成 一个集子，题为《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 集》，全书约15万字。 这些文章大体分为三类。(1）属于社会学范畴的15 篇，其中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的11篇，发表于储安平主 编的上海《观察》杂志，影响较大，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共鸣 信；这些读者主要是大中学生，也有留学生、持异见的国 民党军政人员、甚至还有僧人。储先生曾要求我集结起 来列入《观察丛书》，和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乡土中国》 一同出版。因为我当时已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 作，有所顾虑，婉言谢绝了。近些年来，国内外当年读过 这些文章的学者，仍有少数人函询是否结集出版过。(2） 属于文化人类学的6篇，其中有两篇发表在上海《时与 文》杂志，当时也受到较广泛注意，并引起争议。(3）时论 2篇，其中1篇揭露国民党打着民主的幌子顶多也不过 实行“民本”政治的文章，颇受欢迎。 1948年我写这些文章时，政治上早已认识到，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使中 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但在学术思想上，我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 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是较彻底的，而在中学、清华 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受长期教育，则使我未能完全 摆脱它对我的思想影响。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都是以社会学（特别是知识社会 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结合旧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 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这些问题不是国民党腐朽反动统 治的那些表面问题，而是形成和延续这种统治的、较深层 次文化思想问题，所以比较能触动知识份子的灵魂。在 体裁和风格方面，由于我想尽量扩大读者面，虽然很注意 文章的科学性，但不是正式科学论文，尽量少用专业术 语，使之多少有点接近于杂文、随笔，具有一定可读性。 这些文章中，虽然有少数内容和遣词用字，要是我今 天重写，会有些改动，比如对中医的看法会写得更全面， “知识阶级”会改为“知识阶层”，宜于用“地”的地方不用 “的”，许多数目字会改用阿拉伯数字，等等。但为了保存 历史的真实性，当时是怎么写的，基本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