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編者(唐君毅)案：此宣言之緣起，初是由張君勱先生去年春與唐君毅先生在美談到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之研究方式，及對中國文化與政治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實足生心害政，遂由張先生兼函在台之牟宗三徐復觀二先生，徵求同意，共同發表一文。後經徐牟二先生贊同，並書陳意見，由唐先生與張先生商後，在美草定初稿，再寄徐牟二先生修正。往復函商，遂成此文。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發表，故內容與語氣，多為針對若干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之意見而說。但中文定稿後，因循數月，未及翻譯。諸先生又欲轉移西方人士之觀念上之成見，亦非此一文之所能為功。最重要者仍為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故決定先以中文交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號同時發表。特此致謝。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一文，由唐君毅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反復修正，後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民主評論》1958年1月號，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儒家」宣言。 文章發表後，又以〈中國文化與世界〉為題，收入唐先生《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與《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兩書；也作為附錄，收入張先生《中西印哲學文集》一書。英譯本則曾在臺北《中國文化》雜誌與香港《中國宗教》等處刊出。 此文代表當時新儒家學者的憂患意識，以及對中國文化及政治所作之反思。其文涵蓋面極廣：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基本應有之態度、中國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學之異同、中國文化之倫理與宗教及「心性之學」之意義、如何從中國文化中開出民主與科學、由近世中國政治的現實中尋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學習融通之途。充份表現了四位大師一生之志業與學術成果。 文中強調中國文化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使中國人在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之外，兼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活動的主體。而西方文化發展至今日，面臨許多問題，也應該學習東方之智慧。 該文承認「中國歷史文化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之建立，與西方之科學，及現代之各種實用技術」，並認為中國今後政治之光明前途，「只有係（繫）於民主政治之建立」「亦需要科學與實用技術」；但否定胡適等人的指控—中國文化在本質上「反民主」。 此文堅持中國文化不僅有萬古常新的普世價值，而且還有非常重要的現代意義，如無中國文化的迎迓接引，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絕對無法在中國安家落戶。

目 錄 一、前言——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 二、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 三、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四、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不同 五、中國文化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 六、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 七、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 八、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 九、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 十、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 十一、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于東方之智慧者 十二、我們對於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祖籍湖北省公安县，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1928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哲学系，1933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以讲授逻辑与西方文化为主。三十年代，曾主编《历史与文化》《再生》杂志。1949年，赴台北师范学院与东海大学任教。1954年受聘为台湾地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1960年应聘至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由港大转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197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任教于新亚研究所。其后又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中央大学。1984年荣受台湾地区行政院国家文化奖章。 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代表作有《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汇通》《现象与物自身》《佛性与般若》等。牟宗三为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之大哲，亦是当代新儒家硕果仅存、最后谢世之大师。牟氏气性高狂，才品俊逸，学思透辟，义理深徹。著作数十种，皆针对时代与学术问题而提供解决之道。既积极表述儒释道三教之义理系统，亦开辟儒家外王事功之新途径。又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并撰写专书予以融摄消化。 徐复观（1903年1月31日－1982年4月1日），男，湖北浠水人，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复观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这些论著，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涵盖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阐扬蕴含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徐复观的学术著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猎的范围广，从思想史到经学史、政治史、逻辑学说史，从文学到艺术，均有建树；二是著作水准高，徐先生的著作条分缕析，结构整严，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词恳切，真诚感人。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名嘉森，字君劢，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以字行，江苏宝山人。清光绪秀才。中国政治家、观念论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中华民国宪法之父，“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1906年留学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参加梁启超的政闻社，回国任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柏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1923年演讲人生观问题，引起思想界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反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1929年赴德国耶拿大学教书，1931年回北平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执教，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发起组织“再生社”。1932年与张东荪等人在北平秘密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出版机关报《再生》月刊，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主张“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正的民主政治”，否定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福建事变爆发后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到广东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935年受陈济棠招聘在学海书院任学长，在香港创《宇宙》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调整反蒋路线，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1939年11月代表中国国家社会党加入黄炎培发起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与陈布雷在云南大理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任院长。1941年与黄炎培等人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常务委员。1945年4月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代表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将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因参加制宪国民大会，被民盟劝退。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使孙中山构思的五权宪法确立为倾向内阁制的五院制，制约总统权力，并参与以中国国民党成员为多数的政府组织工作。1949年赴印度德里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任教，1955年到斯坦福大学从事中共政治研究。此后遍访世界各国，讲演孔孟学说和反共思想。1958年元旦，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在《民主评论》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提倡复兴儒学，坚信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为此必须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著有《立国之道》 《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辩证唯物主义驳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等。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四川宜宾人，幼承庭训，以儒典启蒙；及长游学南北，受教于欧阳渐、熊十力诸大师，遂能通儒释之邮。一生致力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发展，其学问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又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方哲学之中，而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誉唐先生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主要著作概括为四类：第一类为“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的合集，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三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大大册的《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第四类为“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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